m6更新yy易游:左晓栋：在网络安全专业问题上满嘴跑火车的美国官员太多了

mile易游yy:

  中美双方也曾针对软硬件后门问题互有指责。从国家网络安全角度来讲，如果要进行筛查，成本十分高，现在类似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我们现在强调软硬件设计、制造全流程自主可控，但这也会带来问题，比如短期内怎么办，怎么做到成本可控？而且网络本身就具有国际化属性，在自主可控和全球供应链之间肯定存在矛盾，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左晓栋：发现后门确实很难，特别是对操作系统等大型软件，通读一遍人家的源码甚至都慢慢的变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更不要说在上千万行代码中发现几行特殊功能的代码，况且人家还不一定能给你源码。

  广义而言，这属于供应链安全问题，各国政府都面临巨大挑战。为了回应外国政府的疑虑，华为公司采取的策略是增强透明性。例如，在英国成立专门机构，源码交给英国政府审查。华为某外籍高管最近称，华为是世界上接受审查最多的公司，这个结论可以成立。大家都知道美国国会曾经审查华为、中兴，实际上这是华为、中兴主动要求的。但美国国会无意关注中国公司的技术安全性，而是从企业有党委、创始人曾经是军人等角度评估认为中国企业不安全，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抛开这种“冷战”思维，保障供应链安全有很多国际通行的措施。例如，对开发环境提出要求；防范产品在运输、安装过程中被篡改；尽可能选择商业现货产品；通过第三方采购，避免厂商知悉最终客户。这种一系列综合性的举措，最终目的是最大化地降低后门攻击风险。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很多国家都已经建立网络安全审查制度，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2017年6月1日，我国试行了《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最近根据形势需要对该办法作了修改，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文件提出，要考虑产品和服务的可控性、透明性以及供应链安全，包括因政治、外交、贸易等非技术因素导致产品和服务供应中断的可能性，还应该要考虑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受外国政府资助、控制等情况。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认识，认为在已然发生断供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实现全面自主可控，不能指望同国外合作。但“自主”不能是闭门造车，而是一定要坚持开放创新，不能搞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我们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都不是为了排斥国外。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一定要有具备全球视野和开放心态，我们要紧紧抓住和把握新兴技术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尤其是在当前局势下，我们更要发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并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质量、深化合作内涵，利用美国“退群”的契机引领世贸规则的重构。

  观察者网：您曾在采访中举过一个例子，在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有些外宾竟然不敢使用主办方发的小米手机，这些年来类似情况有所转变吗？现在美国用同样的理由打击华为5G时，您熟悉的外国朋友中对此看法如何？

  左晓栋：我不认为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了本质改变。我看到一些号称“中国通”的外国人，他们来中国拿个玻璃杯喝水都怕啥地方安装了。这是“以己度人”还是真的无知？两种因素可能都有，更不要说普通外国人了。对中国的偏见不仅仅存在于网络安全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莫不如此。这不是靠我们解释就能够澄清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叫醒装睡的人。

  在中美贸易战中，一些美国人频繁玩弄“双重标准”。我常常想，他们了解那是双重标准吗？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都以为，对待中国就是应当采用双重标准，那是天经地义的。回望历史，我们度过了挨打的时代，也度过了挨饿的时代，我们最终都是通过发展解决了问题。现在处于挨骂的时代，发展依然是破局的唯一方法。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华为的安全性，这不是坏事，因为在这种态势下，西方国家依然没有能够拿出华为不安全的证据。虽然还不能下结论说西方普通公众已经消除了对华为安全性的担心，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总体趋势对华为有利。美国对华为的打压显然是一种政治行为，早已超出技术范畴，西方普通公众对这一点已经看得很明白，很多人惊讶于美国政府的无底线操作，特朗普“成功”吸引了普通公众的注意力。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历史会作出选择。

  观察者网：关于网络安全定义，西方国家认为信息技术及互联网发展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心理产生影响不属于网络安全，但中国认为是，所以双方无法商谈相关问题。目前，西方时有发生恐怖组织等通过社会化媒体煽动或制造恐慌，或是假新闻试图影响选举，西方舆论也开始要求社会化媒体进行干涉，您对这种趋势有何看法？西方现在对网络主权的观点如何？

  左晓栋：当年联合国成立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讨论共识文件时，各方首先在两个基础性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一个是关于网络安全的定义，西方国家反对把互联网内容信息安全列进去，只愿意讨论信息技术的安全。问题的实质是，一些国家要利用互联网推行“”、干涉他国内政，他们不允许主权国家对互联网来管理，要求各国政府保证网络上的信息完全自由地在流动。

  另一个是关于网络安全威胁的类型，如黑客、病毒等。这看起来根本不是个什么大问题，但居然也一度“卡壳”。因为美国坚持要把“代理人”列为一种单独的网络安全威胁。这是在含沙射影，目的是把网上的黑客、犯罪组织等同中国政府关联起来，指责他们是中国政府指使或假扮的，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以迫使中国政府为此担责。事实上，商业窃密正是本次中美贸易战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为制造这一议题早已处心积虑。

  近年来，有两件事情令西方国家自我“打脸”。一是威胁加剧，互联网成为宣传暴恐思想、组织暴恐行动的平台，西方国家不堪其扰；二是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其选举结果受到了网上虚假新闻的影响，甚至指责别国利用互联网干涉其选举。这时候他们坐不住了，纷纷采取一定的措施，例如美国迅速通过了《反外国宣传法》。当然，这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对互联网治理的基本立场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本来就擅长玩弄双重标准。但迫于形势，西方国家已不再简单地否认互联网空间主权，只是对“网络主权”有不同解释。

  在这场关于互联网治理模式的博弈中，很多发展中国家逐步认清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构建“网络霸权”的真实目的，越来越认同中国的网络主权主张，认为中国特色治网之道体现了中国智慧，为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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