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因素在新独立国家中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苏联作为国家退出历史舞台，并不代表“苏联”作为一种思想和方法资源的彻底消亡。作为曾经深深嵌入并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参与了当代中国诸多历史进程的关键大国，苏联的成败兴亡可以给咱们提供反观自身和与时俱进的历史镜鉴。

　　我们相信，崛起中的中国尤其要建立起与其未来的责任和担当相匹配的理性、冷静、成熟、健全的关于外部世界和自身角色的系统性认知。在此意义上，关于苏联的尽可能客观、中立、扎实、丰富、多元的研究成果多多益善。“苏联，苏联”就是这样一次尝试，它集中了包括俄国学者在内的多国学者的苏联研究专著，为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历史中的苏联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提供更丰富多元的材料，期待引发读者的新思考。

　　今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三联书店“苏联，苏联”译丛在会场举办了发布活动，我国苏联研究的著名学者邢广程和余伟民教授和丛书主编、译者就我国苏联研究的历史、现状和丛书内容展开了对谈。

　　杨成：下午好，我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杨成，主要是做俄罗斯与欧亚问题研究，也是三联书店“苏联，苏联”译丛的主编，特别高兴在上海书展和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关于这套书的选编思路及出版过程。

　　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非常尊敬的两位前辈学者一起参与讨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邢广程一级研究员，他是俄苏问题研究以及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权威专家。另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前系主任余伟民教授，同样是苏联史研究领域的顶级学者。此外，一起参与今天分享会的还有两位年轻的专家，他们都是这套书的译者。其中，施海杰是《苏联的外宾商店》的译者，华盾则是《伏尔加河上的水电站》的译者。

　　我为这套译丛撰写了一份简短但内涵足够丰富的序言，其中特别强调苏联研究对于中国的特殊价值。大家可能知道有关中国外交格局的四大维度，也就是：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如果把俄国放到这一格局中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外交的四大战略方向哪一个都绕不开当代俄罗斯及其前身苏联——它既是直接影响国际秩序重构和国际体系转型的全球性大国，又是与我国直接接壤的周边邻国。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仅就当下的发展状况而言，所谓转型国家的标签实际上无法遮蔽其和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共性，尽管俄罗斯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冷战期间的美苏争霸，也使得俄罗斯迄今仍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度利益关联。而在全球治理日益重要的多边舞台上，中俄都很看重作为国际法核心支撑的联合国等国际制度，同时二者也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新兴国际组织的核心成员，在事关国际社会演化走向的很多关键问题上仍然拥有很重要的发言权。而这些现实因素在很多时候都不得不回溯到其曾经的源头苏联，历史的路径依赖对俄罗斯内政外交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今天分享会的主题“走进苏联，走出苏联”，这恰恰是当初编选这套书的最重要考量。作为编选者，我们大家都认为，苏联34年前的解体首先是物理层面上的，而在精神和心理层面上，苏联因素迄今在后苏联空间不同的新独立国家中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更关键的是，苏联作为历史进程或者重要制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对于中国而言，都具有巨大的参照意义。它如同一面镜子，可以为中国的发展始终提供一种历史镜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我国在设计社会主义各项制度时，是把苏联当作样本来学习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基于本国的国情进行探索，但其逻辑起点无疑是对经典的斯大林模式进行反思、批判和调整。从改革开放的外部思想来源看，大致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更多地是从东欧改革斯大林模式的举措中汲取经验，苏联则更多被当成反面案例来学习，是一个很有趣的参照系。

　　苏联研究之于中国的价值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在梳理学术史的过程中我发现，当前中国对苏联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甚至和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都无法相提并论。可以说，苏联研究日渐增长的迫切需要与实际上少之又少的高质量知识供给之间的张力慢慢的变成了了一种常态。这样的局面能改变，也必须改变。

　　我们注意到，苏联解体以来，国际学术界充分的利用俄罗斯开放档案等机会，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方法论意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我们大家都认为，中国人理应有从中国问题意识出发的类似文库，让我们加深对苏联问题的理解，从而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加深对自身的认知。而充分吸收已有的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则是其中应有之意，在对话的基础上和过程中，中国原创的苏联研究成果才会被激发，也才能确立其独特价值。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在挑选相关作品时，特意和习以为常的自上而下研究苏联的主流范式做了区分。我们大家都认为研究苏联，首先要走进苏联；只有真正走进了苏联，才能走出苏联，避免诱发苏联解体的那些因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死灰复燃。在我看来，此前我们熟悉的是政治、外交、安全等高阶政治领域，有所缺失的环节是关于社会、文化等自下而上的视角。而且，我们在掌握历史的脉络之余，更需要熟悉历史的细节。在研究苏联时，主动脉动力和毛细血管效应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我们最终选择了一批小切角、大视野、有影响的作品集中翻译，目前已经面世的包括《苏联的外宾商店》《伏尔加河上的水电站》《增长率的背后》三本，即将或在未来几年将出版的还包括了以“莫斯科纪念碑”“塔什干”“坦克格勒”“苏联的教师生活”等为主题的著作。

　　这些图书尽管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理论框架、叙事技巧各有千秋，但其共性在于以小见大，以具体见普遍。我们大家都希望读者们借助这套译丛，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更深入地理解苏联制度的本质，更客观地认识苏联的成就与问题，更理性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和发展前景。

　　在人类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以往的所有制度。仔细思考大家都熟悉的五种社会形态论不难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之间的过渡和替代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是由于原有制度框架内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相互促进到彼此紧张，最终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引发了革命，进而催生新的社会形态。

　　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显然不是资本主义进入其晚期阶段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强大张力而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预见的那样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自然淘汰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和。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先有一套设计，然后推进兑现的社会形态。实际上，我们大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更好地理解它的生成、运行逻辑以及其中所展现的问题，最终为中国在推进国内改革和引领全球治理转型时获得更大的思想上的解放。

　　在选编这套书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是通过读懂苏联来警示中国。我记得当年斯大林对苏共党内的同志讲过，绝对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中国当下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逐渐转变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在国际失序不断加速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稳稳地走进并长期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借鉴苏联的教训，避免在关键节点上的战略失误，十分重要。苏联在历史深处的回响，一定能提供足够的智慧光芒。

　　苏联问题研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所以“苏联，苏联”系列目前只出了大家看到的三种。后续还会陆续推出很多本，它们的精彩程度绝对不亚于已出的这几本。每一本都会有独特的视角。我们的希望是每位读者看过后都能打开思路，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在某个点上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些关于国家和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关键问题。

　　翻译的过程是非常煎熬的。我从2017年6月底开始翻译，花费了8个月的时间，2018年2月28日正式完成了第一稿的翻译，总共40多万字。在翻译时，有一个逐渐攀升的过程，早期一个星期的翻译量可能在五六千字、七八千字。对于一个译者而言，我在进入这本书时与这本书的作者有隔空交流。

　　刚开始，我也会思考这个题目意味着什么。翻完第一章时，我继续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对第一章的内容既陌生又好奇，作者为何需要这样写？

　　这本书中出现了各种术语，描述了苏联建立初期政策的出台和变化，这是国际局势变化非常频繁密集的时期。这一段时期里苏联既继承了建立之前沙俄时期的遗产，又开启了1930年代之后卫国战争时期甚至更久远的治理模式，可以称之为承上启下的时期。因此整本书提到的术语和政治架构的变化相当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翻译这本书？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虽然翻译了40万字，但是实际上我还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

　　现在有AI，并且有很多便利的方式，但是在2017年还没有，因此就需要查阅大量资料核实，有时一份资料还不够。比如关于沙俄时期的金卢布和金币，包括切尔文券如何翻译，以及我们在中国史料中如何描述苏联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我认为翻译具有挑战性，完成之后，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和震撼。

　　刚才我进入会议室时看到大屏幕上展示这套译丛已经出版的三本书，每本书封面上都有醒目的“CCCP”字样，这让我联想到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在近日的俄美会谈中，俄国外长拉夫罗夫穿的针织衫胸前也有“CCCP”,成为公众关注的爆火话题，这在某一些程度上呼应了杨老师刚才提到的“苏联在当代意味着什么”这个话题。

　　这是一种文化印象，还是有的人觉得苏联是百足之虫，它的生命在1991年就结束了。

　　但苏联对当代生活的影响一直在持续。我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在阅读过程中除了了解当时的历史场景之外，要更多地思考书中内容与今天的联系。

　　最后，我想从译者的角度谈谈这本书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我们这本书的题目是“苏联的外宾商店”，副标题是“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 ，这几个小字可能很多人不太注意。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几个字比“外宾商店”更重要。

　　今天许多国家都在进行工业化，其中一些国家在进行再工业化。它们的重要问题是解决黄金和资产金额来源的问题。美国有很多做法，今天看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有些超出常规。我认为你们可以阅读这本书，了解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苏联是如何筹措资金的。其实就是通过粮食和能源的出口，包括外宾商店。

　　这如同一个戏台，外宾商店位于戏台的中央。在它的几年历史过程中，形形的人在里面进进出出，有时候规模非常庞大，有时规模可能会变小；涉及境外美国人如何利用这样的平台经营生意，苏联老百姓如何利用这样的平台度过危机、饥荒，以及苏联文物如何通过平台流失到海外等问题。我非常推荐大家仔细阅读，相信每一遍阅读都能为你带来更多现实意义上的思考。

　　杨成：感谢海杰。刚才你提到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俄美领导人阿拉斯加峰会期间所穿的针织衫，这绝对不只是一件普普通通的衣服，它也是一种政治和外交立场的表征。在相当程度上，它绝对是俄罗斯对大国地位孜孜以求心态的自然流露。中国人常说字如其人，拉夫罗夫的着装选择似乎可以表明衣如其国。

　　之所以产生这种联想与推测，关键之处就在于海杰刚才所提到的如何理解苏联解体这个核心问题。苏联不复存在了，但它的解体更多是在物理层面上的呈现——15个加盟国各自独立成为新的主权国家。问题就在于，独立30多年并不代表苏联作为一种心理、文化、制度甚至思维方法已经彻底从国际舞台上退场。苏联解体的心理进程至今并未完全终结。当前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延宕起伏的乌克兰危机，战争还在继续，和平既不可望也不可即。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夫罗夫穿着带有苏联这一专属名词的缩写的衣服赴美参会，在我看来表明俄罗斯当下想用某种方式隐晦地向美国明确它对乌克兰危机的原则性立场。这一些细节非常有趣。

　　施海杰老师提到“外宾商店”具有现实意义，我翻译的这本“水电站”也具有现实意义，比如雅江水电站即将上马。不过时代不同，苏联时期的水电站建设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

　　首先是关于这本书和书的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我与作者保持了一定的联系，讨论一些专业词汇以及史料的确定，包括后续的一些工作联络。

　　作者土生土长在伏尔加河畔的乌里扬诺夫斯克，目前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大学进行科研工作。这种“原住民”身份使得他对伏尔加河流域的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拥有一种深刻、客观又主观的感受，并且他还有田野调查的天然条件。

　　得益于此，这本著作充满人文主义情怀。这本书对小人物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我们在阅读苏联史时，发现它们的内容大多数都是自上而下的，很多基层材料很难寻得到。然而“水电站”这本书，将许多修建水电站的劳改犯，即我们所说的古拉格囚犯的口述史记录下来。这本书记录了创造历史的人，也记录了承受历史的人。很多被宏大叙事所淹没的人，都在这本书中有所呈现。因此这本书与中文世界中已经出版的许多苏联历史著作有所区别。

　　囚犯在采伐森林以修建乌格里奇水利枢纽大坝，1938 年1 月15 日（照片来自乌格里奇国家历史建筑与艺术保护区博物馆）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尤其是与水电站和水利建设相关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我同时也在阅读包括莱茵河水电站、美国密西西里河水电站建设以及我们自己的三峡水电站在内的相关材料。

　　关于如何评价苏联，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苏联的工业化做得很好，并充分肯定它的历史价值。但大家都很知道古拉格，它对人性的摧残也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我们台上有五位与谈者，属于我国研究俄罗斯或者苏联的三代人，邢老师和余老师是一代人，杨老师是一代人，我和施海杰老师是一代人。在这么多年对俄罗斯的观察过程中，我发现老一辈的人经历过苏联的那段历史，包括杨老师作为中生代接触的也比较多，至少比我们这一代人多，所以他们的研究中有一些对苏联切身的感受。而我们这代人在做研究时，由于当前信息爆炸和信息茧房现象严重，我们既没有与那个时代相比的主观体会，也在信息收集领域存在很大偏差。因此我们在看苏联的时候，我们的后代在看苏联的时候，很难有客观的认识。

　　因此，“苏联，苏联”这一系列书籍很重要。因为很多是俄罗斯学者自己编写的书，使用了大量的解密档案，是很多外国人可能没办法获取到档案，作者能清楚看到并且有自己的主观体会。这样做才能够将苏联那段历史全息投影在现代人眼前，这是很难得的一点。

　　还有一点想说的。伏尔加河水利枢纽建设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伏尔加河共有8座水利枢纽，是在1930年至1989年间建造的，这与斯大林时期近乎耦合。学界对斯大林模式有不同看法，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苏联模式包含十月革命之后的军事模式和“新经济政策”模式，而斯大林模式是对第一种军事模式的延续和改造。它最初始于1929年，随后苏联的工业化运动使这一个模式得以全面确立和深入扎根，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按照这种划分，伏尔加河水利枢纽的整个建设过程可以看作斯大林模式的现实写照。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包括精读的过程中对这本书最大的体会。这本书给我的最大体会是斯大林模式，它有一个“不可能三角”，这个“不可能三角”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发展，其次是政治稳定，最后是社会福祉。如果像斯大林模式那样去践行，或者对每一个目标进行的执行，这个三角就是不可能的，至少从水电站建设过程中，反映出来这种模式不可能具有持续性。这也是苏联最后解体的最终的原因，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我们在选择“苏联，苏联”系列作品时特别看重多学科、跨学科视角在其中的呈现。苏联已经是过去时了，因此关于它的研究大类上属于历史学范畴，而历史学本身是交叉学科。我们大家都希望入选本译丛的每本书从小切口切进去之后，又能类似于当前国内最热门的区域国别学或者区域国别研究，运用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获得全新的系统理解。刚才华盾提到的伏尔加河水电站，或许可读性没有《苏联的外宾商店》那么强，但它使用了大量口述史的材料，也有大量田野调查做支撑，还挖掘了大量一手档案资料，多方比对校验后对研究问题进行整体主义的判断和把握。作者围绕伏尔加河上的水电站这样一个小案例解剖麻雀，展示了苏联许多复杂的面相，以小见大。

　　目前，中国的历史研究总体上还是对宏大叙事有着强烈的偏好，更习惯于从自上而下的视角出发，对中心过于关照而对边缘过于忽视。教科书式的成果多，毛细血管式的研究少。“上下五千年”的研究多，微观细致的研究少。虽然这些年新生代的研究有变化，但整体而言，中国对苏联问题的研究任旧存在不少问题，与国外学界可以同场竞争、同等对话的优秀作品还很少。我们组织这套译丛的重要原因是，尽管俄罗斯从未提及要反思苏联解体这件事情——普京本人认为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但是俄罗斯实际上开展了有组织的知识生产，比如“斯大林主义丛书”，我们学习了其编撰思路，形成了现在的选书标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几本书主要译自英语和俄语，但在我们的设想中一直希望可以有更多不同语种的图书翻译进来，比如日本的相关研究也很好。

　　与上个世纪80年代大量成批次系统化的翻译成果相比，我们在译书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当时我们迫切地需要为改革开放提供足够的思想动力，因此我们如饥似渴地向以东欧、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外部世界学习。这种对发展知识的渴望集中体现在对多语种著作翻译的广泛探索。但目前在国内图书市场上英文著作翻译是绝对的主流，有少量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译作，其他语言基本非常少。单一语种化的趋势对我们理解外部世界、复杂的社会历史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利。我们大家都希望在未来组织中进一步挖掘多语种、多学科视角，来理解苏联。

　　邢广程：今天我们参加的这个活动，我认为很重要。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我研究苏联问题、俄罗斯问题，而是因为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对我们中国很重要。感谢杨成教授主持翻译“苏联，苏联”系列，感谢三联书店精心策划和出版这些译作，感谢施海杰、华盾和康佳（《增长率从背后》译者）三位年轻人翻译了这些作品。康佳是我的博士生，她没有对我说过参加翻译工作，只是译作出版后送给了我一本。

　　当前有一个现象可以让我们注意，那就是，尽管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少有的非常好的时期，但国内的俄罗斯研究成果——从论文到学术专著却很少。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总体上呈蒸蒸日上的态势，但俄罗斯研究却缺乏应有的活力。虽然苏联解体了，但俄罗斯还是中国最大的邻居，依然是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玩家”。美国没有忽视它，也不可以忽视它，欧洲同样如此，中国学术界没理由不好好地研究苏联、研究俄罗斯。

　　杨成老师主编的“苏联，苏联”系列图书，现在已翻译出版了三部作品。这三本书并非反映苏联的主流问题，而是反映了苏联的几个侧面，如外宾商店、伏尔加河上的水电站，以及增长率的背后这样一些问题。这为我们研究、观察、透视苏联提供了几个样本。

　　刚才华盾将我归到了苏联研究队伍的“老年组”，事实也如此。我研究了大半生苏联和俄罗斯问题。太久远的时期我就不谈了，谈谈我对苏联末期的直接观感。

　　我本科在吉林大学读历史，受到历史系王家福、佟宝昌和傅树政等老师的影响，逐渐对俄国史和苏联问题感兴趣。1983年考到中国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读硕士。我1986年硕士毕业后留在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至今已经有39年的工作经历，其研究的主业依然是苏联问题，苏联解体后研究俄罗斯，可以说，本人是苏联剧变和解体以及俄罗斯转型的见证者、“解棋者”和研究者。虽然后来我因工作需要被调到中国边疆研究所工作，但苏联和俄罗斯问题仍然是我的研究核心领域。

　　上个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还处于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时市面上俄文书刊和资料非常少。但苏联东欧研究所里有很多关于苏联的资料。那时苏联东欧研究所有个与现在不太一样的习惯，年轻人进所后首先从收集资料做起，而不是直接写文章。一进所，所领导就让我搜集资料，具体任务，一是搜集苏联苏维埃体制方面的材料，另一个是搜集苏联党政关系方面材料。此外，所里还有一个当时算是挺先进的设备，可以通过卫星同步看到苏联的几个主要电视台。信息非常畅通。

　　我还有幸于1989年11月份随所长张文武先生率领的所学术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我们从北京出发，坐了7天7夜的火车，经满洲里，抵达我们这些研究苏联问题工作者都十分向往的莫斯科。莫斯科地铁环线上有几个火车站，以不同方向的城市命名，其中就有基辅火车站。我们在莫斯科住了一晚后，又从基辅火车站出发，穿越整个乌克兰，到了保加利亚，随后是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那是我第一次去苏联，当时非常冷，莫斯科人都穿着厚厚的大衣。那时根本想不到苏联两年后就会解体，但今日回溯，当时苏联的政治烈度已非常大，正处剧变的高潮时期。

　　可以说，从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一直到1991年这6年，苏联剧变、危机直至最后死亡的过程，我是一个见证者、观察者和研究者。

　　提到外宾商店，1989年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莫斯科的大小商店空空如也，很多商店都能够正常的看到排队的现象。那时苏联居民的高素质也令我惊讶，排得很有秩序，表现得很有耐心。他们排队买什么？绝大多数都是家常日用品。为什么买一个普通的商品还要排长队？这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写了一本书，特别精准地反映了当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这一经济情况，即《短缺经济》。一方面，我们说“强大的苏联”，物资却匮乏到这种程度；另一方面，商品的价值十几年一贯制，标价很便宜。

　　我们那次学术交流，花了两个月时间，坐了25天火车。除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外，其他几个国家都属于短缺经济，保加利亚、波兰商品也不丰富，罗马尼亚最惨，火车站货架上只有两种小面包，其他什么商品都没有。几个售货员守着这两种小面包，呆呆地看着过往行人。

　　再举个例子，因为我们来自中国社科院，所以由苏联科学院负责接待我们。在他们的招待所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我怎么调也调不出画面，就找来管理员，他过来后拍了几下电视，屏幕里就有影像了。当时我们在苏联看到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苏联生产的，满大街奔跑的都是拉达和伏尔加轿车。

　　1989年12月，我们从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乘国际列车莫斯科—北京这趟车回国。车站的景象十分壮观，商人、老师、外交官等所有人，任何一个人都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裹往车上挤，最后的结果是大家累得出了一身臭汗，但谁也进不了包厢，因为都被所购买的商品给占满了——那时苏联的东西真的太便宜了。在此后的几天里苏联海关人员就在列车上查来查去，我亲眼看到他们没收了蒙古国旅客所携带的不少很好看的纯毛毯。

　　我1993年3月去俄罗斯进修一年，情况全变了，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走进莫斯科的商店，商品琳琅满目，但是价格高得惊人。苏联时期老百姓兜里有钱，但没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店是什么都有了，然而老百姓却只有“观光”的份了。

　　随着国际风云的变换，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历史有其自己的解读。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原属苏联阵营而现在加入北约和欧盟的“东欧国家”更是对过去的对苏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很多纪念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苏军纪念碑被推倒了。美西方对苏联的认识依然受其主流意识形态所左右。

　　而俄罗斯国内，对苏联问题很关注，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和专著，但对苏联历史作用的评价，仁者见仁，不同观点针锋相对。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苏联问题越来越成为关注的话题，比如，这次俄美阿拉斯加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故意穿了一件印着“CCCP”（苏联）字样的针织衫。我认为这绝非偶然。

　　我6月份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一个分论坛，该论坛是讨论文明互鉴的，当时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坐在我旁边，她讲的主题是世界需要和平，她用很久来叙述一位年长的女作者所写的她家在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900天期间的经历。扎哈罗娃当着作者和大家的面朗读作品时流下了眼泪。今年正好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俄罗斯人对这场战争的代价是有深刻认识的。

　　我们国内有一些专业队伍在研究苏联问题，但无论是从宏观还是中微观来看，都有许多要求我们反思的地方。比如，我们大家常常在主流的报刊上看到或从一些学者的讲演中听到“前苏联”这个词。这表述其实是不对的：苏联就是苏联，就像不能说罗马帝国是“前罗马帝国”一样。后来我研究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前苏联”这词，最早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媒体把它翻译过来，并沿用至今。

　　再回到“苏联，苏联”系列译著的讨论上来，这三本书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反映了苏联的变动情况。《增长率的背后：苏联发展速度探因》的作者觉得俄国具有“缺失的先决条件”，“沙皇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要不是革命和五年计划，俄国会像拉丁美洲或南亚的大部分地区那样贫穷落后”，“假如没有革命和五年计划，俄国的命运将介于印度和阿根廷之间”。从1928年到1970年左右，苏联经济实现迅速增加。但1970年以后，苏联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主要外部原因是冷战，苏联将大量研发资源和民用创新转移到军事领域。“苏联社会主义的优点是，高层的指令能带来巨大的变化……实现了投资和消费的快速增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并不正确”，经济停止了增长，“苏联体制早期的优势变成了它的巨大弱点”。作者试图从增长率的视角以大量数据来揭示苏联演变的历史进程。

　　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英国有一个外交家，他在搞外交的时候就觉得苏联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对象，这在西方是很难得的。他离开外交界后，出版了《苏俄史》。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E.H.卡尔。他在《历史是什么？》专著中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这“不是一场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我们今天研究苏联历史，也要意识到苏联历史学家需要与苏联历史事实进行不间断的、互为作用的对话，历史学家在队伍中的位置就决定了他看待过去所采取的视角。

　　苏联问题，不仅需要学术研究，更需要我国社会各界都加以关注。苏联解体了，但苏联所留下来的教训，却是中国的一笔巨大外在财富。我们越理智越深刻地汲取苏联教训，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越顺利。

　　余伟民：这个活动的主题“走进苏联，走出苏联”设计得非常好。大家看到“苏联”时，首先会有一个想法，我们要看的书是写苏联的，那么苏联是什么？从研究历史的人的角度来看，苏联是过去时的存在，因此人们已经“走出”了作为现实存在的苏联。问题在于，苏联作为过去时的存在，它继续在当下的世界，包括对中国发挥着一种并未消失的影响。这对于俄罗斯本国来说，更是如此。我记得有位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写过一本书叫《二手时间》。今天的俄罗斯，包括从苏联解体分离出去的国家，他们继续生活在苏联时代遗留的“二手时间”中，很多人的意识和行为可能继续保留着“二手”形态的苏联样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可能跟俄罗斯这类国家不同，因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出了苏联，而且此前有相当一段时间和苏联的关系也不正常，然后再恢复正常，在苏联解体时，我们刚恢复正常关系。

　　尽管如此，今天中国人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仍然需要深入了解过去的苏联，也就是要“走进苏联”。通过什么途径？这套书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现在由于各种原因，苏联史的出版有一定难度。三联书店推出了这套书，我看了后感觉非常好，它给我们提供了多侧面的对苏联的认识和了解。以往我们对苏联的研究和写作，偏政治史、国际关系史，这三本书从不同角度观察苏联社会的多个侧面，例如社会史——《外宾商店》属于经济社会史；《伏尔加河》不仅涉及政治社会史，还涉及工程技术和生态环境史；《增长率的背后》阅读起来相对困难一些，因为它是计量经济学，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可能不太熟悉，它的研究方法与我们有所差异。

　　尽管如此，这三本书都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启发。我读完之后认为它们为自己研究了多年的苏联史又增加了很多知识。在以往的学习过程中，有些知识尚不具备。例如“外宾商店”，对于我们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来源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我们过去对斯大林模式的建立过程，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经济制度的确立有一种一般的认识，这种认识在我们的教科书和自己编写的有关苏联史的著作中，已经形成一种基本的看法。在讨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时一般认为：斯大林模式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时采用了从农民那里搞“原始积累”的方式。也就是这本书中提到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他属于托洛茨基派，两年后被清洗。但斯大林接受了这个理论并且改变了说法，变成了贡税论，即苏联发展工业化必须有大量资金，过去俄国非常落后，只是农业国，现在要变成工业国，需要搞原始积累。苏联不能像西方帝国主义那样到国外搞殖民地，利用国外资源，只能考虑自己本国的积累，也就是从农村和农民那里获取资金。

　　斯大林非常清楚直白地表示，农民需要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税金，过去沙俄时期农奴需要交贡税，现在农民也需要向国家交税。具体说来，一是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例如国家把工业品卖给农村价格很贵，而农村卖给国家粮食很便宜，这样就可以赚到差价，这笔钱就给国家了。除了交换以外，还有无偿的农业税，国家为了工业化的资金来源，要从农民身上得到税金，这就是农民交纳的贡税。为什么要进行农业集体化，因为只有在农业集体化体制下，才能将农民的剩余粮食和资金集中到国家手中。

　　我看了《外宾商店》这本书，了解到，其实还有一个获取工业化所需资金的途径，即除了从农民身上汲取资金之外，还可以让相对富裕的城市居民，将从祖上传承下来的黄金、饰品、珠宝和珍贵的书画等东西卖给国家，使国家获得进口工业设备和偿还外国贷款急需的黄金，以弥补国家黄金储备的缺口。开设外宾商店就是从民间获取黄金的方式。它的目的是收集散落在民间的财富。国家通过外宾商店，向城市居民提供别处无法购买的紧缺物品和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且高价售出，我认为这是一种半强制的不等价的交易。通过这种方式，外宾商店在5年里，为国家提供了100吨黄金，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又一个途径，是我们过去不了解的。我阅读《外宾商店》后认为，以后我们在撰写苏联史这一章时，应该将这方面的内容补充进去，更全面地反映苏联工业化的积累方式。这样有助于对苏联历史进行更多侧面的叙述和分析。因此这套书非常有价值。我向大家推荐，要“走进苏联”，了解苏联，就来看看这套书。

　　杨成（总结）：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最后我想简短地用两句线年代中国在全世界的苏联、东欧研究中排名靠前。美国知名学者罗兹曼曾经主张中文是研究苏联、东欧的第三门语言，这充分表明了我国苏联研究彼时的国际地位。今天我们需要做出更出色的研究，一方面致敬前辈学者，另一方面参与国际思想竞争，赢得国际学界的再次承认。其次，我们需要通过研究苏联建立更健全的思想认识。建国初期我们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而未来我们要确保“苏联的昨天绝不是中国的明天”。我们希望“苏联，苏联”系列在知识体系构建方面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一译丛。谢谢！

　　有人说，苏联的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实验，也是其最大的经济败笔。通过重新计算国民消费并运用经济学、人口统计学及多种模型，作者得出了惊人的具有挑衅性的观点：苏联是20世纪最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此外，作者将苏联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多维度的比较，为其评价提供了有意义的背景。

　　作者认为，受益于小麦出口，俄国经济于19世纪开始发展，却始终难以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增长。1928年至1970年，“五年计划”的成功使苏联经济得以迅速成长。即使在斯大林主义时期，1930年代重工业的建立也使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速，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那些移居城市的农民。由于重要资源都被转移至军方，或是苏维埃领导人的投资浪费，1970年代以后，苏联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作者对苏联衰落的解释与那些强调激励问题，以及管理者未能按照计划行事的分析正好相反：苏联衰落恰恰因为计划得到了执行，问题的实质在于计划不合理。苏联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高层指令可以带来非常大的变化。重工业的扩张以及利用产出目标和软预算来指导企业的做法适合1930年代的情况，并被迅速采用，实现了投资和消费的迅速增加。到1970年代，好决策与坏决策之间的比例在降低。戈尔巴乔夫总统与其他苏联领导人一样富有胆识和想象力，但他的经济改革方向并不正确。由于最高领导层的想象力出现问题，经济停止了增长。于是，苏联体制早期的优势变成了它的巨大弱点。苏联的转折是不可避免的，顶层设计者们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

　　1930年2月12日，联共（布）中央决定开始对伏尔加河能源和灌溉问题进行研究，伏尔加河大规模改造由此起步。苏联历史恰恰在几个月前发生转折——1929年，“新经济政策”被中止，第一个五年计划上马，其后延续了一个甲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军事动员型的“斯大林模式”形成。到1989年最后一座水利枢纽（切博克萨雷）投产，伏尔加河水利设施建设过程与苏联兴衰之路近乎耦合。在本书中，关于伏尔加河水利枢纽的筹备和建设经过、大规模搬迁、劳改营犯人在工程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对文化遗产的选择性抢救的描述，为更广泛地了解现代社会的水利建设和“斯大林模式”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斯大林模式”被很多人认为是近现代史上集权主义的典型代表；相反，也有推崇者肯定苏联政府在国家发展上的巨大成就。在本书描绘的伏尔加河水利建设中很容易找到两种迥异观点的证据，既有古拉格、自然和人文生态悲剧，又有发电、航运、科技等千秋之利。但无论如何，“苏联”都是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程中一次别开生面的探索。伏尔加河水电站的成就与代价

　　最初，作为莫斯科贸易公司办事处，外宾商店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向外国 游客出售古董并在苏联的港口向外国海员提供补给，以此换取外汇。但工业化需要资金，于是，外宾商店在 1931 年 6 月向苏联公民敞开了大门。开始时，苏联公民可以在外宾商店使用沙皇金币购买商品，之后能够正常的使用日用金器、白银、宝石、外汇现金以及境外汇款进行交易。为了在黄金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推动工业化，苏联领导层贷款购买了进口设备和原料，用于建设中的大型工业公司，急剧拉高了外债。1931 年是疯狂进口的巅峰。向苏联公民开放外宾商店是为了借此偿付工业化外债。外宾商店——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现象